宋元明清
陸隴其的獨尊朱子論 ——兼談其對東林以及蕺山、夏峰等學派的評定
發表時間:2021-07-12 10:47:52    作者:張天杰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3期

內容摘要:陸隴其是清初程朱理學一系的代表人物,其學術主旨即“尊朱辟王”。與對其有影響的張履祥、呂留良、能賜履等學者相比,陸隴其明辨道統,形成了更為完整而獨特的“獨尊朱子”論。一則辨析為何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朱子即尊孔子,一則辨析為何顧憲成、高攀龍與黃宗羲、孫奇逢等調停朱、王之不可取,正是因為他的深辟與嚴辨從而在“由王返朱”思潮,也即朱子學再度意識形態化過程中發揮了較大的“衛道”之功。

關鍵詞:陸隴其;清初儒學;獨尊朱子;由王返朱;東林學派
 
自宋以降,程朱、陸王之爭時隱時現,成為宋、元、明、清儒學史的一條主線。晚明的東林、蕺山兩大學派都有一定程度的“由王返朱",然尚不徹底。梁啟超說:“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約三四十年間,完全是前明遺老支配學界。他們所努力者,對于王學實行革命。"“王學反動,其第一步則返于程朱。[1]推尊朱子的運動,到了清初則逐漸形成大趨勢,由民間發軔,再與官方互動而制度化、意識形態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將朱子從祀孔廟的地位加以升格,則可以看作“獨尊朱子"的標志性事件:“宋儒朱子配享孔廟,本在東廡先賢之列,今應遵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2]
對于地位尊崇的清初朱子學,學界卻一直比較冷漠,陳榮捷先生早已有注意:“大多史家,均以程朱學派為欽定正統,而不以此派有其重要性。"[3]錢穆與馮友蘭置此段程朱學派于不顧,梁啟超僅提及少數程朱派儒者,還有張君肋、蔣維喬以及日本的森本竹城之等等,都是因為理學被樸學所取代而認為此一階段僅為過渡期,故幾無討論之價值。因此,陳先生還指出:“諸學者中,從無一人視程朱運動有何積極之貢獻。此實一嚴重之疏失,不僅曲解程朱學派之真象,亦曲解十七世紀一般中國思想之真象。"事實上,十七世紀的程朱學派自有其獨立之價值,在儒學發展史上承上啟下的意義也值得作進一步的探析,而其中的最關鍵一環,朱子學何以成為獨尊,就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陸隴其(1630-1693),原名龍其,字稼書,謚清獻,浙江平湖人,曾任嘉定知縣、靈壽知縣、四川道御史。他是清初的理學名臣,在康熙朝被稱為“本朝理學儒臣第一"[4],到了雍正朝又成為第一個從祀孔廟的本朝學者。作為一個中下層官員,之所受到清廷的諸多禮遇,就是因為在“衛道"上的突出貢獻,特別是通過著作的刊行與學術論辯等,將民間學者的“尊朱辟王"思想加以發展并傳播于官方學者之間,從而推動了朱子學的“獨尊"。所以說,以陸隴其為研究中心來看清初學者的“獨尊朱子"論,則對于研究十七世紀的儒學史有著重要的意義。[5]
 

 
清初朱子學獨尊地位的確立,當是民間與官方共同推動,或者說是他們共同所愿,雖然其目的有異有同,其異一在反思明亡,一在重建官方意識形態;其同則在端正風俗、人心,整頓社會秩序。后來成為官方學者的陸隴其對于朱子的推崇,究其思想之來源則是受到民間的、前明之遺民學者張履祥(1611-1674)、呂留良(1629-1683)的影響。就“獨尊”朱子而言,關于為何“獨尊”、如何“獨尊”等問題,則陸比張、呂二人論述更加具體、詳實。
陸隴其認為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朱子即尊孔子。為什么是朱子?在闡明朱子在儒學史上的重要性之時,他有兩個重要論斷:其一,在孔子與朱子之間,還有北宋諸儒作為中介,而朱子則是集諸儒之大成;其二,朱子之所以當獨尊,則是因為其“所述諸經之傳注”,“去今未遠,遺文具在”:
《六經》未作,道在天地;《六經》既作,道在《六經》。自堯、舜以來,眾圣人互相闡發,至孔子而大備。……然漢儒多求詳于器數,而闊略于義理,圣人之遺言雖賴之以傳,而圣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歷唐及宋,至廉、洛、關、閩諸儒出,即器數而得義理,由漢儒而上迵洙泗。
自堯、舜而后,群圣輩出,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漢而后,諸儒輩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6]
從孔子到朱子這一道統傳承的邏輯,在陸隴其那里有著非常詳盡的論述,特別是作為中間一環的北宋諸子,他也給予了特別的重視:
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不足征,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于后世耳。今孔子之道雖垂于《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群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詳。獨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述諸經之傳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于《文集》《語類》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7]
他還說:“非周、程、張、邵,則洙泗之學不明,非朱子則周、程、張、邵之學不明……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張,邵,即所以尊孔子。[8]孔子集文、武、周公等群圣之大成,朱子則集北宋濂、洛、關、閩等諸儒之大成,故推尊朱子就等于推尊周、程、張、邵諸儒,也就等于推尊孔子。進而言之,因為漢儒“詳于器數”而“略于義理”,故僅僅傳下了圣人之遺言的《六經》,圣人之道的精微卻被湮滅,后世難以通曉孔子損益的文、武、周公、三代之制的詳細節目;然而經過了周、程、張、邵諸儒對孔子洙泗之學的發明,再經過朱子,則圣人之言的精微得以彰顯,于是乎“明道于天下”了。而且朱子還留下了詳細的“諸經傳注”以及《文集》與《語類》,他是如何評判、抉擇周、程、張、邵之學,也即其中的“損益之妙”也可得而知之,“去今未遠”的朱子遺文則為后世學者明道、傳道提供了方便。
在闡明了為什么必須“獨尊”朱子之后,還要闡明如何“獨尊”朱子。陸隴其指出,當于學術混淆弊病滋生的明清之際,唯有“獨尊”朱子(紫陽),“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陽”[9],這種“獨尊”的意識,在清初諸儒之中表現最為突出,而且也是論證最為詳實的。他說:
嘗以為近世學術之弊,起于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10]
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后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11]
所謂“近世”當指中晚明以來,因為陽明之學的興盛,以至于學者們不能謹守朱子(考亭)之學,于是弊病叢生。故而想要“起弊扶衰”則必須“罷黜陽明,獨尊朱子”,使得“是非明而學術一”,于是人心可以端正、風俗可以淳樸。也就是說,朱子之學是通往孔、盂圣人之學的唯一孔道,故陽明、朱子二學,在陸隴其那里已經勢同水火,不可并存了。進一步又說:
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為正學,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學。漢儒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并進,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學者庶乎知所從矣。[12]
既然“朱子之子即孔子之學”,“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那么學者也就必須“宗朱子”,“宗朱子”才是“正學”。陸隴其還提出效仿漢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如今則“非朱子之說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值得注意的是,陸隴其還有更為嚴苛的主張,以及更為具體的“獨尊朱子”的措施,他說:
漢之世,當尊孔子,而今之世,當尊朱子。……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說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四書》《五經》之注,固學者所當奉以為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極圖》《通書》《東西銘》《皇極經世》諸書,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于學宮,俾學者肆而習之。而又選敦厚有道術者,為之師表。使之惟誦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則天下曉然知宋儒之學,為天下之正學,為洙泗之真傳。[13]
一方面,陸隴其要講明如何以朱子之是非為是非,一是確立新的經典,朱子注釋的《四書》《五經》必當奉為經典,朱子表彰的北宋諸子之書也當奉為經典;一是遴選“敦厚而有道術者”作為老師,也就是說能夠篤實講明并實踐朱子之學者方才可以作為學宮之師。另一方面,還要禁絕似是而非之學,不但要將“不宗朱子之學者”“絕其道”,還要將“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說者”也“絕其道”,也就是說表面上表示尊崇朱子之學,而實際并非真正從事朱子之學者,也都要將之禁絕。他接著還說:“向之嘉、隆以來之學,得罪于圣教,得罪于國家,有君國子民蒞官臨政之志者,當擯而絕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也就是說“擯而絕之”的,主要就是指陽明后學,其次則是諸如下文所論及的東林、蕺山、夏峰等明清之際著名的理學學派了。
為了進一步闡明朱、王二學之“不可凋停”,以及朱學與王學其根本性的不同,陸隴其又提出必須明辨學術之源與流,也即明辨“立教之弊”與“末學之弊”。他說:
至論正、嘉風俗之壞,非姚江之過,學姚江者之過。此今日調停朱、王者,大抵如此立論,然仆則以為不可調停者。風俗之壞,實始姚江,非盡其徒之咎也。若徒歸獄龍溪輩,而謂與姚江無干,則非惟不足以服龍溪,且將使天下學者,不見姚江之失,復從而學之,其害可勝道耶?大抵學術之弊,有自末流生者,有從立教之初起者。如學考亭不得,則流于腐,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則立教之初已誕矣,何待學之不得,而后流于誕?此不可同日而論也。[14]
當時就有人認為,正德、嘉靖時期風俗的敗壞,以及王學的種種流弊,不是陽明本人的過失,而是學陽明的那些后學諸如王畿等人的過失。陸隴其認為不可將王學的流弊都歸之于王畿,就應該追究到王陽明本人。故在對當時“調停朱、王”者加以再批判之時,提出要去區分學術的源與流,也即“立教之初起者”與“末流生者”。再以此來看朱學與王學,那么朱學即使有弊病,也是因為后學不得其法,故為“末流生者”;而王學則是“立教之初”就有弊病,不必等到王門后學。所以說朱、王二學“不可同日而論”。對此問題,陸隴其在《學術辨》中則說得更為清楚:
失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15]
陸隴其于是強調,必須區分“立教之弊”與“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則如水的源頭清澈而其末流則渾濁,程朱之學就是如此;立教之弊則如水的源頭渾濁,那么末流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清澈了,陽明之學就是如此。
陸隴其通過源與流的分辨,使得朱、王之“是非”更加明顯了,他的這些分辨,就是為了反對明清之際諸如東林之顧、高以及黃宗羲、孫奇逢等對陽明心學持有回護態度或持有朱、王調停態度的學者。最后,陸隴其留下的學術之正途只有一條了,也即“獨尊”朱子學而已,無論王陽明本人或是王門的諸后學,乃至顧、高與黃、孫都當“深辟”,即便他們也“尊朱子”且是“君子”,也當“嚴辨”。
 

 
在陸隴其看來,明清之際尚有兩類回護王陽明之學術者:“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16]也就是說,諸如劉宗周等屬于王學一系的學者,往往用程、朱之意思來解釋王陽明的語錄,以朱學修正王學,其影響主要在王學內部,故“罪小”;至于東林學派的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則標明“宗朱”,屬于程、朱一系的學者,然而對王學雖有批判但不徹底,甚至也有暗用王學的某些思想來解讀程、朱語錄的,這就是在混亂程、朱,誣陷程、朱,故“罪大”。他還說:“必使考亭、姚江如黑臼之不同,勿有所調停其間,則大指可得,而世道其庶幾矣。”[17]朱學與王學,如“黑臼之不同”,如“調停其間”則即便其“大指可得”,也對于“世道”意義不大,所以說陸隴其在清初倡導朱子學“獨尊”,并未在“尊程朱黜陽明”議題上止步,而是進一步發展到了對“回護姚江”“調停其間”的批判。
在兩種回護、調停之中,陸隴其最為擔心的是宗朱而又不夠徹底,表面看似朱學,而實際仍舊未曾越出王學范圍的東林之學。他對東林顧、高學術的得失,也即“陽尊而陰篡”的問題作了全面的辨析,下面則分四點來加以說明。
首先,就晚明學術而言,陸隴其認為東林學派最為近于“學術之正”,顧、高二人使得天下學者重新關注于程朱之學,且痛陳陽明之學的弊病,學風為之一變,這些功績不可不加以肯定:“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诐行為之稍變。然至于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18]顧、高二人起來振作學風,雖說批判王學亦可謂“深切著明”,“扶植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19]。但還是不夠徹底,特別是在“本源”上頭依舊有著“陽尊而陰篡”,故不能算作真正的程朱之學。
其次,在《學術辨》之中,陸隴其曾圍繞“本源地”問題,將顧、高之學與王學、朱學作了細致的比較:
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于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而目,然后有以為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地仍不能出其范圍。[20]
顧、高雖然已經指出了王學的兩大弊病“知覺之非性”與“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但還是因為在工夫論上是“靜坐為主”,于是其所重者依舊在知覺。陸隴其還指出,即使顧、高也強調“事物之理”的重要性,且認為“吾性所固有”也需要去窮究,然而就是因為偏重于“靜”,所以他們的格致“事物之理”做不到精微,或過或不及。王陽明之學,講的是“心即理”“心外無理”,其弊病在于“認心為性”而高、顧之學,則講的是“理為內”,理在“吾性”,還是以心籠罩理,也即以靜坐的方式在心上做工夫,所以陸隴其認為東林之學并不是程朱正學。當然靜坐之法,在程、朱那里也曾講到,然而只是要學者注意“動靜交養”,至于顧、高所講的靜坐,諸如高攀龍《困學記》所說的“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還是在走陽明學者的老路,甚至近于禪宗的路子。陸隴其還說:
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為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后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為之變易。[21]
在他看來,高攀龍講“一貫”則作為入門之學,講“盡心”則作為“知性”的功夫,講格物則強調“知本”等等,都與其“靜坐為主”的修養工夫相關,其實還是偏向于內在證悟本體,而對致知窮理、存心養性等偏向于外在的踐履工夫則不夠重視,甚至變易得似是而非了。也就是說,高攀龍以靜坐求得性體之證,乃是在心上求,故近于“心即理”,故于程、朱之“即物窮理”有“大異”,“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于程、朱矣。”[22]所以說難免重蹈陽明學的覆轍。陸隴其也有直接指出高攀龍的“主靜”與佛家的坐禪相近:
蓋《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卻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于靜,甚至坐必七日,名為涵養大本,而不覺入于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謂靜矣。此用力于靜者,所不可不知也。[23]
陸隴其認為《樂記》與《太極圖》說的主靜,其實都是指“敬”,也即收斂人心不使其放逸,并非“謝卻人事,專求寂滅”,與佛家說的“坐禪”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高攀龍治學所講主靜,所謂“坐必七日”的“涵養大本”之方法,則與佛家坐禪的講求“寂滅”比較接近,也就與朱子的“動靜交養”“敬該動靜”則比較遠了。所以,陸隴其認為高攀龍與陸九淵、王陽明、劉宗周都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24],而高攀龍講求的“主靜”之學則“大體本于”羅洪先(1504-1564,念庵),因而難免近于佛禪外道。
再次,針對高攀龍對王學得失的辨析,陸隴其也作了詳盡的辨析,指出其對王學的認識有誤以及“辟王”的不徹底性: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杰,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掃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于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念而廢行,于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柏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掃見聞、掃善惡以冼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溪、海門之徒,抉陽明之诐者,雖若有間,而圣人之道終未明也。[25]
高攀龍肯定王陽明“良知”之學,認為“一洗支離,其功甚偉”,他反對王陽明也有兩點:不講聞見之知只講明心,最終導致“任心而廢學”,也就是說輕視了讀書明理,也就難有實悟;講求“無善無惡”,最終導致“任空念而廢行”,輕視了名節忠義,也就難有實修。高攀龍還有為王學辯護的一面,他將孔子之學與孔子之教區分開來,說王學屬于孔子之學,其學術還是正確的;但不符合孔子之教,其教人之法則有弊病。陸隴其則是一貫的嚴苛,他的辨析則可以分為四點:第一,認為學與教不可區分為二;第二,進一步分析,指出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講求“無善無惡”,所以不是盂子所說的良知,所以“良知”之學談不上什么“妙悟”,反而是佛、老之學的糟粕;第三,所謂的學術“支離”,陸王一系學者常常說朱學重聞見之學故而支離,陸隴其恰恰相反,認為正是聞見不廣、善惡不明,所以才會支離,所以王陽明的學說只會導致更加支離,而何來“一洗支離”之功?第四,高攀龍未能順其流之弊而探其源之謬,所以高攀龍之學雖然與王畿(1498-1583,龍溪)、周汝登(1547-1629,海門)之類不同,但還是不能真正有助于圣人之道的講明。
最后,陸隴其曾在與友人的書信之中,專門指出高攀龍之學與朱子之學的不同之處:
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愿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
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于《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冢,所最不滿于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為是,以不分經、傳為是,以格物為知本,此何謂也?
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卻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為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26]
此段文字論述較為完備,其一,指出高攀龍之學諸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就修養工夫來說是以靜坐為主,與王門后學中的某些學者類似,也與佛家的坐禪類似;而“君恩未報,愿結來生”則明顯帶有佛教的輪回思想,難怪劉宗周也對此有所批評而辨正了。[27]其二,高攀龍既然標榜朱子,而朱子《四書》學用的是《大學》改本,且強調“格致”一章為“教人起手之所在”,王陽明最不滿朱子也就此處,故而主張用《大學》古本,淡化“格致”一章,也就是說《大學》的改本、古本之爭是朱、王異同的標志,然而高攀龍“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為是”等等,則體現了在朱、王學術選擇上的矛盾。其三,高攀龍“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的說法,與上文將“孔子之學”與“孔子之教”區分其實是一貫的思路,在陸隴其看來,在辨析“無善無惡”說的時候,像高攀龍這樣僅僅指出在“教法”上存在的問題還是不夠的,要從“性學”的根本處入手,將“無善無惡”列為告子一系的異端,從而徹底驅逐出估學的“道統”。
因此,陸隴其對東林學派的顧憲成、高攀龍的評價就是雖然在“由王返朱”之路上有功,但學術都不純正,非“朱學之正脈",也“未能脫姚江之藩籬"[28],他還說:
景逸、涇陽,病痛無多,其于陽明,雖毅然辟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于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29]
顧憲成與高攀龍辟王不夠徹底,留下了“不少假借",即便是他們被后人評價最高的“無善無惡"之辨,也即保存于顧、高文集的二人與管志道的著名論辯書信,在陸隴其看來仍就不出“虛寂一途",也就是說顧、高反對“無善無惡"捉摸本體,然而他們自己的治學還有講求虛無、寂滅之類近于禪學的一面,似乎也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在兩種回護、調停之中,陸隴其批評之另一方面,也就是“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也就是如劉宗周之類學術主旨原本就偏向王學、又以朱學修正王學的學者。陸隴其考察了清初學界之后指出,當時持調停態度的主要有夏峰學派的開創者孫奇逢(1584-1675,征君、鍾元)與蕺山學派的傳人黃宗羲(1610-1695,梨洲、太沖)二人,他說:
閱孫征君年譜,嘆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被他教得不清楚。[30]
黃宗羲、孫奇逢二人,在道德踐履上都做得不錯,所以說他們都是君子,而且門人眾多,一南一北影響都很大,但在學術上卻主張調和于朱、王之間,所以說“天下學者被他教得不清楚",于是陸隴其只得多加批評了。關于黃宗羲,他說:
黃太沖《學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若蕺山先生者,以為興起之師則可,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31]
黃宗羲(太沖)是劉宗周的傳人,故而陸隴其說他尊師太過,因為以劉宗周一家的學術史觀編撰《明儒學案》,臧否有明一代學人,雖然有功但是議論卻難免有所偏僻之處。此處所謂“偏僻"具體指什么沒有明說,據理推測則當是因為整部《明儒學案》本以王學的發展為中心,且對王陽明以及多數王門后學都有較高的評價,只對泰州王門等少數有所批評。劉宗周及其蕺山學派還是屬于王學一系,劉宗周雖然對王學有所辯難,但還是未脫離王學,只能說以朱學來加以調和而已。陸隴其認為從學術上說,劉宗周只能稱為興起之師,對王門后學流弊的救治遠遠沒有完成,所以還不能稱為“成德之師"。此處所謂“周旋",就是在說黃宗羲因為尊崇其師劉宗周,故而調停于朱、王二系之間。另外在陸隴其的日記之中,還有以朱學批評黃宗羲的記載:
太沖《與姜定庵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32]
黃宗羲對于致知的解釋也偏向王學,故而講求捉摸未發之體,這也是陸隴其所不能認同的,因為朱子講致知重在已發,在已發之中辨明其理。關于孫奇逢,陸隴其稱贊其人品值高,堪稱“一代偉人",但為學則“不虛心、不細心"[33]。正好孫奇逢也著有學術史的著作《理學宗傳》,與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一樣該書對王學有所回護,其書主張程、朱、陸、王皆收,且象山、陽明后學也有附上,故陸隴其對此書大為不滿。
他說:
容城孫奇逢《理學宗傳》一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34]
在《理學宗傳》卷二十六《王龍溪畿》之中,孫奇逢說:“龍溪獨持四無之說,于是龍溪之言滿天下,后傳龍溪之學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陽明之學。嗟乎!豈陽明之過哉?亦由于傳陽明者之過耳”[35]也就是說,孫奇逢認為王畿“四無”說有過錯,然而其過錯在于傳承王學的王畿,而不在于創立王學的王陽明。將王陽明與王門后學加以區分,持有這種態度的人極多,然而陸隴其卻認為這種態度就是調停朱、王,故而極力反對:
大抵昔之為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為王學者,掩其病。
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诐,嘉、隆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后其詞邪,至今日其辭遁。[36]
在他看來,晚明之時從事王學的直接表現為喜好王學的那些弊端,到了清初之時從事王學的不敢明目張膽,則表現為掩飾王學的弊端,所謂“今日其詞遁”,也就是指調停、回護之類。
此外,需要補充的還有兩點。一是陸隴其還將陸世儀(1611-1672,桴亭)歸入東林一路,由此來提出批評:“桴亭極尊程、朱,而亦不敢深辟象山、陽明,蓋亦梁谿之派也。”[37]另一是關于“主靜”以及心性之辨,陸隴其曾將高攀龍與劉宗周一并討論:
大約自羅整庵痛言象山、陽明之后,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失心,以籠罩失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38]
高攀龍與劉宗周(念臺)都不敢直接“指心為性”,認為“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但還是像王陽明一樣,守著“心以籠罩夫理”與“理在心內”等觀點,高攀龍的“靜坐”等學說近似周敦頤;劉宗周的“慎獨”等學說則近似程顥《定性書》、朱子“中和初說”,這些在陸隴其看來則都不是朱子集大成之后的定論,所以高、劉之學“皆失其真”,不是正學。
 

 
“由王返朱”本是彌漫于清初的時代風氣,在民間學者那里發端,而在官方則又將之意識形態化了。陸隴其之所以提出“獨尊朱子”且“辟王”特別嚴苛,乃是受到了張履祥、呂留良這兩位民間學者的直接影響,也與熊賜履等官方學者的影響,以及康熙帝對朱子的推崇有一定的關系,他自己也說:“今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于世。”[39]若一定要說,通過陸隴其的努力,將民間學者的“尊朱辟王”思想“收編”而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也不為過,然而他畢竟還是出于學術選擇的自覺。
至于是否如當時有些學者所指摘的,亦出于“門戶之見”,方才顯得過于嚴苛,則似乎也不可簡單論定。陸隴其的后學張履(1792-1851)為其日記作序時說:“公確守程、朱,其貶斥陽明及論梁谿、蕺山之偏,或頗以為過,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是非同異之界,辨之必明,而持之必力,乃公衛道之志,則然非有門戶之見存也。”[40]張履為陸隴其辯護,認為至當之理必然只有一種,就必須在“是非同異之界”明辨之,可說“衛道之心”然不可說“門戶之見”。后人還有評價說:“程、朱之統,自明薛敬軒、胡敬齋后,惟陸隴其能得其正宗。”[41]“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后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42]這些身后定論,則恐怕是陸隴其所最希望得到的了。
梁啟超曾說陸隴其“不惟攻擊陸王,乃至高景逸、顧涇陽學風介在朱王之間者,也不肯饒恕”[43],確實在清初學術史上,陸隴其就是以“衛道”而著稱的學者。從其時代來看,則對顧、高與黃、孫等明清之際學者的深辟與嚴辨,維護學術的純正性也是有必要的,從而將朱子學更多地引向道德踐履一途,則也是有意義的。到了雍正朝,陸隴其成為清代本朝第一個從祀孔廟的儒者,也是因為其《學術辨》等著作之中的“獨尊朱子”論,對于朱子學的繁榮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章、第九章,《梁啟超全集》第十二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6、397頁。
[2] 《圣祖仁皇帝實錄》卷二四九,《清實錄》,中華書局,1985年,第466-467頁。
[3] 陳榮捷:《(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學派》,載《朱學論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49-272頁。
[4] 吳光酉:《陸稼書先生年譜》卷首,《陸隴其全集》第十三冊,中華書局,2020年,第1頁。
[5] 關于陸隴其的學術淵源,參見拙作《從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條主線》,《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學界相關研究值得注意的有陳來:《陸隴其的實學思想》,載陳鼓應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下卷),齊魯書社,1990年;林國標:《清初朱子學研究》第五章第一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對于陸隴其的“獨尊朱子”論相關研究停留在指出其“尊朱”的宗旨,而對“尊朱”的思想來源、具體特點等問題都還語焉不詳。
[6] 陸隴其:《經學》,《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1-463頁。
[7] 陸隴其:《松陽鈔存》卷下,《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328頁。
[8] 陸隴其:《道統》,《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6頁。
[9] 陸隴其:《答秦定叟書又》,《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36頁。
[10]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1-113頁。
[11] 陸隴其:《上湯潛庵先生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5頁。
[12] 陸隴其:《經學》,《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4頁。
[13] 陸隴其:《道統》,《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6頁。
[14] 陸隴其:《答同年藏介子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29頁。
[15] 陸隴其:《學術辨上》,《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7頁。
[16]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5頁。
[17] 陸隴其:《答秦定叟書又》,《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37頁。
[18] 陸隴其:《學術辨上》,《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6頁。
[19]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2頁。
[20] 陸隴其:《學術辨中》,《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9頁。
[21] 陸隴其:《學術辨中》,《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9頁。
[22]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七,《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241頁。
[23] 陸隴其:《答秦定叟》,《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34頁。
[24] 陸隴其:《松陽鈔存》卷下,《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310頁。
[25] 陸隴其:《王學質疑序》,《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254-255頁。
[26]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2頁。
[27] 劉宗周:《書高景逸先生帖后》,《劉宗周全集》第四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頁。
[28]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2頁。
[29] 陸隴其:《答徐健庵先生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22頁。
[30]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3頁。
[31]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0頁。
[32]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六,《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218頁。
[33]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九,《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310頁。
[34]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七,《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70頁。
[35] 孫奇逢:《理學宗傳》卷二十六,《孫奇逢集》上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5頁。
[36]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4、85頁。
[37] 陸隴其:《問學錄》卷四,《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247頁。
[38]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七,《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72頁。
[39] 陸隴其:《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三魚堂文集》卷八,《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246頁。
[40] 張履:《三魚堂日記序》,《三魚堂日記》卷首,《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5頁。
[41] 章梫:《康熙政要》卷四《任賢》下,光緒刊本,第22頁。
[42] 唐鑒:《清學案小識》,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4頁。
[43] 梁啟超:《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九章,《梁啟超全集》第十二集,第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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