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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間人與事:我與諾齊克、普特南、羅蒂、劉述先等學者的交往
    發表時間:2018-12-03 21:44:00    作者:楊國榮    來源:《探索與爭鳴》公眾號“一個人的40年”專欄專稿

    【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于2018年初,開辟“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啟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征投稿,本專欄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本期推出楊國榮教授對諾齊克、普特南、羅蒂、劉述先等學人交往的回憶。

     

    諾齊克與普特南

     

     

    19992000年,我有機會在哈佛大學作學術研究。哈佛鄰近有北美“雅典”之稱的波士頓。盡管較之我此前去過的牛津、劍橋,哈佛的校園似乎少了一些古典的韻味,但是從人文傳統和人文氛圍看,它與牛津、劍橋等歐洲經典名校又頗多相似之處。哈佛的歷史要比美國早100多年,哈佛的學人亦每每以此而自豪。

    就專業而言,接觸較多的自然是該校的哲學系。哈佛大學的哲學系規模不大,其時教師約有10余人。自蒯因、羅爾斯等相繼退休、謝世后,哈佛大學哲學系新的全盛期似乎尚未到來。當時,該系在國際哲學界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主要是普特南(Putnan)和諾齊克(Nozick)。普特南的影響首先在科學哲學領域,諾齊克的名聲最初則來自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不過,從他們那些年來的工作及與他們的接觸中,我感到他們似乎又有某些相近的趨向。

    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對哲學史的關注。分析哲學在從事哲學研究的過程中,往往對哲學史較少正面的關注,這一點,在維特根斯坦那里就有較為典型的表現。然而,普特南與諾齊克似乎已不同于以上這種趨向。普特南在1999年下半年開設了一門名為“四個猶太哲學家”的課程,其中討論的哲學家涉及從中世紀到近現代的不同時期。以一個分析哲學家而作這樣的史的回顧和討論,固然與普特南本人是猶太人這一背景相關,但同時也可以看出其中蘊含的一種哲學史的興趣。我在與他交談時,曾問他是否有溝通哲學與哲學史的意向,他對此作了明確的肯定回答。

    諾齊克同樣表現出類似的傾向。我第一次與他見面時,他送了一本題為《蘇格拉底的困惑》的近著給我,從這本書的標題中,便不難看到其哲學思考與哲學史的聯系。更有意味的是,諾齊克還表現出對中國哲學的某種關注。在一次交談中,我提到,現在中國哲學家對西方哲學的注意及了解程度要遠遠超過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注意及了解程度,并強調,中國哲學也應當成為建構世界哲學的重要資源。他對此表示肯定,并找出一本書遞給我,問我此書是否屬介紹中國哲學的上乘之作。這是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英文譯著將“思想”改為“哲學”,書名成為《中國政治哲學史》),在聽了我對此書的評價后,諾齊克又讓我推薦有關中國哲學的較好的通論性著作,而我的建議則是:象他這樣的哲學家,最好讀中國哲學的原始經典(當然是英文的譯著,因為他不懂中文),他對此頗表贊同。

    諾齊克后來是否用了很多時間去讀中國哲學原典,我并不很清楚,但他對中國哲學的興趣,則似乎既表現了一種開放的學術心態,也顯示了對廣義的哲學史的重視。(在我的印象中,諾齊克教授是一位時顯理論洞見的哲學家,與他交談有一種智慧的愉悅。然而,當我在2002年第二次到哈佛時,斯人卻已逝,這使我甚感悵然。)

    與之相關的,是從學科哲學回到哲學本身。分析哲學往往將哲學劃分為語言哲學、心智哲學、認知哲學、政治哲學等分支,而哲學家則守著其中的某一分支。相形之下,普特南與諾齊克似乎已開始不滿足于定位在某一學科哲學的分支中。諾齊克在《蘇格拉底的困惑》一書的導言對其主要因早期著作而為人所知頗為抱怨,但同時又有一些無奈。他指的是,由于他的成名之作《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涉及政治哲學,他往往被人們理解為政治哲學家。

    事實上,諾齊克的興趣并不限于政治哲學,舉凡形而上學、認識論、倫理學、美學等等,都在其視域及研究范圍之內,他早些年出版的《理性的本質》、《哲學的解釋》等,都涉及哲學的各個方面。同樣,普特南的工作,也常常涵蓋了哲學的不同領域,從語言哲學、心智哲學、數學哲學直到倫理學,都進入了其視野。這種兼涉不同領域的思維路向,當然并不僅僅表現為研究的多面性,它的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從守著哲學的某一分支,回歸到作為智慧探索的哲學本身――回歸到統一的、整體形態的哲學,而這也是哲學本來的存在方式。

    另一值得一提的方面,是對實踐理性的注意。哈佛大學哲學系在實踐理性的研究方面一直有較強的傳統,自羅爾斯以后,這一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諾齊克的《理性的本質》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理性的實踐意義的考察,在與他的交談中,他還提到他最近正在寫的書與客觀世界的結構相關,這種結構不僅僅涉及狹義的形而上學,它也由其實踐層面的意義。據他說此書半年后可完成,副標題即擬為《客觀世界的結構》。后來出版時,其書名的正題為《不變性》(invariances)普特南同樣表現出對規范問題的某種興趣,在1999年慶祝哈貝馬斯70壽辰的學術討論會上,普特南發表的論文便主要討論規范問題(此文當時尚未發表,但他特意送了一份打印稿給我)。

    哈佛的一位后起之秀(考斯嘎德Korsgaad)從實踐理性的角度,對規范問題作了更具體的考察,在《規范性之源》一書中,她提出了“反思的省察”與“實踐的認同”二個概念,試圖對規范的普遍性及適用范圍作出說明。在與其交談中,她給我的印象是具有相當強的康德主義的立場。順便提及,她是羅爾斯的學生,其工作在英美道德哲學界頗受重視,在其著作中,還收有B. 威廉姆斯、T.內格爾等著名哲學家與她討論的文章。

     

     

    羅蒂

     

     

    20069月,應羅蒂的邀請,我作為富布賴特學者前往斯坦福。然而,未曾預料的是,今年68日,羅蒂卻盍然長逝。就在他去世前一周,我還與他聯系,雖然他的夫人說其健康狀況變得很糟,但我仍沒有想到他會走得如此之快。當時得知此訊,我既感震愕,也深為悲痛。

    我第一次知道羅蒂之名,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時我尚在讀研究生,其間曾從書店買到一本《哲學與自然之境》的中文譯本,但讀后似乎也沒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在各種哲學、文化的書刊中,羅蒂的名字一再被提及,其名聲在國內學界也愈來愈大。但我對其后來的著作并沒有特別關注,朦朧的印象中,他好像主要表現為哲學傳統的批評者,破壞有余而建設不足。再后來,隨著后現代思潮的東漸,羅蒂每每又被歸屬于廣義的后現代思潮之列,所謂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等流行之論,往往都會上溯到羅蒂,我對這一類的籠統套語一直不以為然,羅蒂與這些趨向的聯系,使我對他也產生了某種疏遠感。

    20047月,羅蒂訪華。其間,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了一次“羅蒂與中國哲學”的學術討論會。為準備會議的發言,我瀏覽了羅蒂的若干著作,對羅蒂思想的印象,也開始有所改變。盡管對他所說的,我仍并不都贊同,但在閱讀中我感到,他的思考不同于浮泛輕淺的哲學“前衛”或“先鋒”,其中有嚴肅的關切,也有深刻的洞見。他對偶然性、社會凝聚、社會希望等等的考察和思索,既體現了學者的責任,也展示哲人的睿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次會議,我有機會與他直接會面和交談。記得他當時下榻于上海和平飯店,這是一個有較長歷史的賓館,位于外灘,面臨黃浦江。初次見面,我的感覺是他有些內向甚至靦腆,不甚健談,很少主動提出話題,這與他在哲學論著中所表現出來的鋒芒和銳氣,似乎形成了很強的反差。

    我在提交會議的發言提綱中談到:“在認識論上,與傳統的實用主義相近,羅蒂首先強調知識的意義在于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表征現實。從理論上說,解決問題首先涉及的是評價,而就評價的角度而言,知識的意義便主要在于它是否能夠對于相關問題提出好的或者有效的解決方案。與此相對,表征現實則指向了認知:它的任務是描述或者敞開對象和客體。換言之,評價往往涉及知道如何(knowing how)或知道如何做 ( knowing how to do),而認知則關聯著知道什么(knowing that)或知道某物是什么(knowing what the thing is)。羅蒂追隨傳統的實用主義,似乎賦予評價以更多的優先性,在某種程度上,甚而以評價取代了認知或將認知融合于評價。在此種觀點背后,我們可以發現他傾向于強調善或者價值,而或多或少忽略了真。事實上,對羅蒂而言,一個命題或者信念(belief)的真假主要取決于它在廣義的社會實踐領域里是否有用或者成功,在這一點上,羅蒂同樣上承了傳統的實用主義。”

    針對我的以上看法,羅蒂作了如下回應:“楊國榮教授的論文《羅蒂新實用主義的若干思考》把我帶回到了我今天開始回應的地方。在這篇論文中,他堅持了將‘評價’(evaluation)與‘認知’(cognition)相結合的一種需要。我對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十分懷疑,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與約翰·杜威對它的懷疑出于同一理由。所以,確實會對我產生有這樣一種感覺,即我想將‘評價’與‘認知’融合起來。但這并不是我想去使用的術語。相對于去說——‘你必須拒絕評價與認知,似乎它們是兩個分開的東西那樣:一個同價值相伴隨,而另一個則同實在相接觸’——這是西方通常的方式來思考這一問題;我更愿意這樣說:存在著兩種‘知道如何’(knowing how):其一是評價一種情況,并思考該做什么,以解決由該情況所產生的問題;其二是同其他的人們討論該做什么,同其他的人們就如何從事與合作以努力解決那些問題達成信念上與態度上的共識,并共享你對該情況的評價,然后使得人們變得合作。我并不清楚楊國榮教授是否真的不同意我。我只是會將問題措辭為兩種‘知道如何’:知道如何對待人類以同他們合作,以及知道如何對待非人類事務。這兩種‘知道如何’實際上是一個緊接著另一個,所以并不存在著這樣一個哲學問題,即如何去將這兩種‘知道如何’結合在一起。我并不對‘真理’、‘知識’這些概念抱有懷疑,并不是試圖把‘真理’、‘知識’去除掉,而是僅僅試圖去除掉關于真理的符合理論,以及這樣的關于‘實在’的概念,即將‘實在’當作為可以精確地或過度精確地被表征的東西;我只是懷疑這是否也是楊國榮教授試圖捍衛的。”

    盡管他的回應和辯護在理論上也許尚可進一步討論,但他直接面對問題,并細致地分析和切入其實質的方面,仍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會議期間,羅蒂沒有參加所有的討論,但卻認真地閱讀了所有與會者所提交的英文論文或提綱,并在會議上或詳或略地逐一作了回應。如此集中而有條不紊地回應所有針對自己的評論和批評,在一般學術會議中是比較少見的。這既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他的認真,也表現了其思路的敏捷。他的這次回應后來被譯成中文,并發表于《思想與文化》第六輯。

    回美國以后,羅蒂給我發來電子郵件,對我們在會議期間的接待表示謝意。不久,我又收到他寄來的著作《哲學與社會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書的扉頁上有他手寫的一段文字,其中特別提到了我們兩人在上海的交談。由于生性不善交往,我與他此后未作進一步的聯系。

    2006年,我有機會作為富布賴特學者訪美,羅蒂熱心地成為我的邀請者。在我臨行之前,他特意發來電子郵件,讓我告知他我的航班時間,以便前來舊金山國際機場接我。但此前我已從Allen博士(一位在加拿大任教的教授,系羅蒂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關門弟子)處得知,羅蒂身體很不好,因此回函婉謝。到斯坦福的第二天,羅蒂即邀請我共進午餐,飯后又帶我到系辦公室、校圖書館等辦u理u各種手續,前后兜了一大圈。記得在圖書館中,由于需當場制作圖書證,費時甚久,但羅蒂始終默默地站在一旁,直至整個過程結束。此時羅蒂已身患癌癥,但他卻只字未提他的身體狀況。想到那天讓年逾古稀又重疾在身的羅蒂如此奔走,我后來真是深感內疚。

    到斯坦福后不久,羅蒂便安排我與斯坦福人文中心(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的主任John Bender 教授會面和交談。之所以特意作此安排,可能是因為2004年在上海期間,他得知我同時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而思想所的性質與人文中心有某些相似之處。由此亦可看到他考慮問題的細致、周到。同時,鑒于我的中國哲學背景,他還計劃與斯坦福大學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著名學者David Nivison(倪德衛)教授聯系,并安排我與他見面。盡管因為Nivison教授已年近85,且行動不便,而羅蒂自己后來也病情漸重,以上安排未能如愿,但這種設想仍體現了他在學術上對人的關切(順便提及,Nivison教授我后來通過另一途徑與之見面并作了長談)。

    在斯坦福期間,我曾打算就一些元哲學的問題作若干考察。一次,當羅蒂問我近時關心何種問題時,我答以正在考慮“哲學究竟是什么”。他略略思忖后直截了當地說:“這不是一個好的哲學問題。”我當時多少感到有些掃興。然而,在進一步思考后,便覺得羅蒂所言并非沒有道理。從邏輯上看,追問“哲學究竟是什么”,蘊含著對某種終極或標準的哲學形態的預設,而無論從理論或歷史的角度看,都并不存在這樣一種形態。真正有意義的工作,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建設性的思索。羅蒂的看法,形式上似乎具有否定性,但卻蘊含著正面的啟發意義。

    羅蒂對哲學史的某些理解,也有獨到之處。如在比較20世紀二位重要哲學家海德格爾與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時,羅蒂指出,二者的思想發展呈現相反的方向:維特根斯坦從不同于實用主義的進路走向與實用主義相近的趨向,海德格爾則從實用主義傾向轉換為不同于實用主義的思維路向。這種看法盡管體現了羅蒂本人的新實用主義背景,但同時也從一個方面注意到維特根斯坦由注重邏輯形式到注重生活形式、海德格爾由注重生活、生存到注重“思”、“詩”的不同演化趨向。

    同時,羅蒂十分注重哲學史上理解的多樣性。在他看來,對世界本身與思想的歷史,都存在各種可能的理解,一個人無法同時講出所有可能的語言,應當承認有不同于我們自己的其他精神生活形式。

    作為一個哲學家,羅蒂給人的印象之一是坦誠而不弄玄虛。有一次談到現象學,特別是有關胡塞爾工作的意義,羅蒂直率地說:我不太懂得胡塞爾,對其究竟想解決什么哲學問題也不甚清楚。事實上,他對現象學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如他將胡塞爾與實證主義(科學主義)聯系起來,便表現了獨到的眼光。但在具體評價胡塞爾工作時,他卻顯得審慎而坦率。相對于時下關于現象學的各種云遮霧罩之論,羅蒂的看法無疑既表現了人格上的真誠,也體現了哲學的清新。

    我初到斯坦福時,羅蒂雖已患病并接受治療,但氣色、精神看上去還不錯。然而,后來人漸漸開始顯得消瘦、憔悴。因為常去醫院化療,見面也變得不甚方便,有時需提前一、二小時打電話確認身體是否允許。這樣,我便也不忍過多打擾他。在羅蒂去世前一周左右,我曾給他發去電子郵件,擬約時間前去辭行。然而平時習慣于即時回復的他,此次卻沒有回復。過了一二日我才收到羅蒂夫人的復函,說他的身體狀況不太好。我雖隱隱有些預感,但未想到他竟就此匆匆離去!

    羅蒂辭世至今,已近二個月,但其音容形貌,卻仍時時浮現于前。盡管與他接觸的時間并不算長,然而他的為人、為學,卻給我留下了揮之難去的印象。斯人雖逝,但作為哲人,其學思與風范將依然留在這個世界。

     

     

    劉述先

     

     

    20166月,劉述先先生辭世。悲悼之余,不由回憶起與劉先生相交的往事。

    我與劉述先先生初識于1986年。這一年10月,浙江社科院在寧波舉辦了一次國際黃宗羲學術思想討論會,我當時處于博士論文撰寫階段,論文亦涉及黃宗羲的思想,于是與馮契先生一起參加了此次會議。劉述先先生在那段時間正從事黃宗羲思想的研究,也參加了會議。那一時期,我對海外學者的研究狀況了解不多,借參加會議之機,特意拜訪了劉述先先生。當時所談的論題大致圍繞王陽明、黃宗羲而展開,具體內容雖已經淡忘,不過,劉述先先生思路的清晰、敏捷,卻給我留下頗深印象。事后,劉述先將我拜訪他一事也向馮契先生談及。當我在會后稟告馮先生曾拜訪劉述先先生時,馮先生說,我知道,劉述先曾提及,“你的學生曾找過我”。當然,馮先生并未提及劉述先先生對我有何評價。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了一個胡適學術思想的小型討論會,我應邀參加。劉述先先生也參加了此次會議,其間我們作了比較寬泛的交談,他特別提及,將邀請馮契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作講座。會議結束前,他特意拿了幾種書,包括他的《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所編的一本英文論文集,贈送給我。

    大約在1992年前后,我收到當時香港出版的《法言》學術雜志,其中一期刊有劉述先先生的文章,主要討論理一分殊問題。文章的具體標題現在已不記得,印象比較深的是它對理一分殊問題的討論,并不僅僅限于歷史的維度,即主要不是考察宋明時期二程和朱熹如何論述理一分殊,而是著重探討其當代的理論意義。這一進路比較合乎我所理解的哲學研究進路,因而引起我的特別關注:我感到劉述先先生似乎已不滿足于照著講,而是呈現某種接著講的意向。我非常期待劉述先先生在后續的研究中,在這方面有系統的闡發,以形成一種新的哲學理論或學說。

    然而,使我略感遺憾的是,在后來的20余年時間中,劉述先先生雖然也時有從不同角度討論理一分殊的文章,但卻未能在這方面形成比較系統的理論。前些時候,看到一篇劉述先先生的晚年訪談,其中,劉述先先生自述:“我從來沒有太高的理想,說我一定要完成甚么東西,我只是在一個階段,能做甚么就做甚么,做多少是多少。”這樣看來,上述情況可能體現了劉述先先生總體上的學術風格。

    1996年夏,劉述先先生已卸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一職,但卻邀請我去那里訪問一周。當時接替劉先生任哲學系主任的是石元康博士,到那里后,具體接待工作也由石元康博士負責。訪問期間,我在哲學系作了一次關于馮友蘭哲學的講座,劉述先先生、他的學生鄭宗義以及當時仍在中大哲學系任教的馮耀明博士也參與了此次活動。期間,我們就中國現代哲學的相關問題作了討論,具體的內容雖已記不太清楚,但印象中劉述先先生對馮友蘭的哲學總體上比較公允,這種態度與港臺新儒家的其他一些人物常常趨向于貶抑或指斥馮友蘭似乎有所不同。

    1997年,北京有一個關于全球倫理方面的會議,我和劉述先先生都參見了此次會議。此次會議參與的人較多,我們沒有作個別的交流,但劉述先先生的大會發言卻引起了我注意。在發言中,劉述先先生介紹了參與世界各大宗教關于普遍倫理的討論情況,并論述了他關于普遍倫理或世界倫理的看法。此后,上述問題似乎成為劉述先先生晚年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在其論著中,一再從儒家的立場出發,闡釋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前面提及的理一分殊,也同樣被用于考察普遍倫理的問題,而倫理原則的普遍性(理一)與文化傳統的多元性(分殊),則成為他考慮相關問題的重要進路。從這方面看,盡管劉述先先生沒有形成基于理一分殊的系統理論,但誠如他自己所言,在不同的階段,他側重于對不同問題的思與辨,在這種多樣關注之后,事實上也蘊含著某種一以貫之的觀念。

    此后,在不同的場合,如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會議等,都曾與劉述先先生見面、交談。幾年前,他在臺灣的一位學生曾到華東師范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間,哲學系的同仁曾商議讓劉述先先生到華東師范大學進行學術交流,特別是就熊十力、牟宗三的哲學傳統與金岳霖、馮契的哲學傳統進行若干對話,劉先生欣然同意。然而,由于他的健康問題,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實現。對此,我們至今仍引以為憾。當然,此前(1995年),劉述先先生曾到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訪問,但我當時不在上海,接待他的主要是時任系主任的童世駿教授,參與敘談的則還有哲學系的馮棉教授。

    我最后一次與劉述先先生見面,是在去年(20159月,當時我參加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一個關于哲學史論的會議,劉先生也專門與會。其間,他特別對我的健康問題表示關切,這使我甚為所動。此次會面時,劉先生說他患有帕金森病,并且渾身發癢,我注意到,他身上因搔癢而滿是紅色印痕,由此建議他中醫調養。盡管身體看上去明顯蒼老、瘦弱,但劉先生的頭腦卻異常清楚。記得會上討論到牟宗三先生與康德哲學的關系,特別是牟宗三的康德著作翻譯,劉先生發言,大意為:他不是牟先生的直接學生,故說話可以直率一些。牟先生的康德著作翻譯主要依據英文版,有些地方雖原文意義未詳,但以他的聰慧,常常以邏輯的推論圓過去。言下之意,牟宗三先生在康德著作的翻譯方面,有些地方或許并不十分可靠。如此直截了當的評論,讓我甚感意外。此事既體現了劉先生觀察的敏銳,也可看到他在學術上不為賢者諱的真誠精神。

    未曾想到,去年在“中研院”與劉先生的告別,竟成為永訣!然而,斯人雖逝,但其學術生命卻將依然留存于世。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探索與爭鳴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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